苍白的“灵魂之痛”      文/陆嘉宁

　　多年前读莫言的《檀香刑》便曾叹服于他悲悯的情怀和诡异妖娆的语言，如今听说又推出了新作，便去找来一看。

　　《蛙》仍然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将视点聚焦于在乡村诊所当医生的姑姑。姑姑是革命者的后代，是一块真正的“红色木头”，她几十年间穿梭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从事着最基层的工作：从为东北乡的村妇们接生到强制不听话的刁民们打胎、做节育手术，姑姑的手上散发着奶香也沾满了鲜血。在村人们眼中，姑姑的形象是尴尬而令人难堪的。然而，无论是令人安心的“送子观音”还是遭人厌恶的“胎儿杀手”，姑姑始终坦然面对生命的起伏，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国家造福。

　　在《蛙》中，青蛙是个有趣的意象，姑姑晚年曾极度恐惧青蛙，那皮肤黏稠、光溜溜的青蛙正像孕育在子宫中的胎儿，莫言显然仍渴望在魔幻和现实之间寻求一种嫁接术。然而这个在文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却显得多少有点生硬和不自然，倘若不是作者刻意强调，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将“蛙”与“娃”联系到一起，将人类的创生神话和一个乡村医生的恐惧相提并论。

　　莫言坦言：之所以要塑造姑姑这样一个尴尬和令人质疑的形象，是因为他要叙写中国人的“灵魂之痛”，要呈现“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与今天大多数风花雪月或自我娱乐的作品相比，《蛙》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的确显得勇气可嘉。然而，莫言的写作究竟有没有触及真正所谓的中国人灵魂里的痛楚呢？窃以为不然。

　　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结构上面，《蛙》的布局显得意味深长，全书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组成。由同一个主人公“我”将有点松散的结构串联在一起。光从这点上，便可看出莫言对小说形式之道的谙熟和探索新写法的良苦用心。然而形式上的花哨并未真正服务于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偏离了传统讲故事的手法，莫言偏偏将叙述者的视角摊派给一个大部分时间处于旁观者地位的人物。在叙述中，文字既没有直指姑姑苍凉复杂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剖白村民们对多子多福之企盼的传统文化心理，在貌似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不动声色地叙述，使小说显出无力感。

　　在《檀香刑》中，文字似探针般探入主人公的心脏，使得人物心灵的隐秘有效地同步传达给了读者，而在小说《蛙》中，对姑姑的叙述从头至尾站在“我”的视角，虽显得客观明晰，却缺少了震撼人心的生命感觉。于是，我们看到，在《檀香刑》中那种荡涤文字的振聋发聩的对生命的困惑感不见了，那种无力在浑浊的世事中界定黑白、探索是非，却又不甘心随波逐流的孤独感，在一片蛙声中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唯有无关痛痒的人生，和苍白肤浅的“灵魂之痛”。

　　（来源：《上海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