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底的一天，莫言和张悦然做客网易读书频道“网易阅读客厅”，来了一次对谈。坐在莫言熟悉的茶馆里，他们聊起了莫言的新作《蛙》，说到两代人对于计划生育、对于那个年代的记忆……

　　作为计划生育后的一代，张悦然则觉得很少有小说像《蛙》这样“把作者的声音表达得如此清晰、明确”。为了与莫言对话，她认真地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她一来，却先拿出了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莫言的星盘……

　　进入到当下时代，我觉得用那种笔法无法表现现实。当下这个时代就是充满了黑色幽默、充满了反讽现象的复杂、立体的社会。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尽管社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但人别的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这个社会，尽管自由了、开放了，但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的现象，比那个时代多得多。

　　上帝恩赐了礼物的人

　　张悦然：是这样的，您的星盘属于算命的人看到都很开心，要付您钱。因为看了您的盘，让我长了见识。

　　莫言：是写小说虚构吧？

　　张悦然：不是，真的是这样。（打开星盘图）这是一个信封，是一个打开的信封，意思是上帝给了你才华，给了你礼物，把它装在了信封里。你把它从信封里拿出来。这样的人是上帝赐予了礼物的，一种恩赐。

　　从性格方面来说，特别均衡，有些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你的比较分散，很多面。您不是那种天质癫狂型的作家，还是很均衡的。

　　莫言：有一种最后的底线，不至于疯了。

　　张悦然：这上面还反映了，您在家里挺孤独的，无论是早年的家庭生活还是（以后），自己的时间比较多。

　　总之，这上面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个漂亮的格局。这个格局让我们觉得很均衡。有格局就会很紧绷，不容易散架。

　　莫言：有一种相对均衡的结构。

　　张悦然：我跟您开了很多次的会，包括和您去韩国，感觉您很多时候都会委屈自己、迁就别人，别人说怎么怎么样，您就不好意思拒绝，说那就去吧。我觉得作家还是有比较自我、比较任性的一面，有时候我觉得这对写作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会比较集中。从对您性格的了解，包括看您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挺累的。

　　莫言：是挺累的，没办法。

　　张悦然：这样确实很累，会不会消耗掉很多和写作有关的……

　　莫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不完全是先天的，成长的环境决定了我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待人处世。这和我生于中农家庭、父母从事农业有关系。中农这个阶层本身很尴尬，是团结对象，稍微表现不好，就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一辈子都小心翼翼。所以，我们以父母为榜样，几十年来，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首先骨子里有一种怯懦，生怕让人不高兴。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香港参加书展，大厅里好像是严禁抽烟的，我们跟台湾一帮作家跑到里面抽一阵。我胆战心惊的，生怕被人抓住，其他的都是次要，就怕非常尴尬，大家都不抽烟，你们一帮作家，号称有文化的人，公然违反规定。

　　张悦然：我们就不管这些（笑）。

　　莫言：我就恨不得你们快抽，抽完了大家快跑。

　　张悦然：对，您的一根烟抽得毫无乐趣。您还是脸面很薄的人……

　　莫言：肯定是心事重重，我家里人都说我胆子特别小，特别怕事，没有承受能力，任何一件小事儿都能吓得胆战心惊。

　　现实比小说更荒诞

　　张悦然：我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您不要笑我。我们要谈一谈乳房的意象，在《蛙》里也是很明显的……肯定有很多评论家也跟您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对于女性的歌颂、对于生命的歌颂往往是寄托在乳房上的，首先是母亲，再进一步就是乳房。这跟您的现实有什么关系？

　　莫言：跟童年记忆还是有关系，因为我是我母亲最后一个孩子。我母亲生过8个孩子，后来只活了4个，我是最小的一个。小时候体弱多病，不管家庭生活多么艰苦、贫困，最小的儿子，作为母亲来讲，还是多了一份溺爱的。像我，是1955年出生，接下来的生活就特别艰苦，我母亲宁愿自己忍受着身体的痛苦，还是在尽量延长哺乳期，让我吃奶吃到了四五岁的光景，在城市里肯定是没有的。

　　张悦然：然后就留下了一个情结。

　　莫言：这是一个情结。要查最早的根源，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乳房这个意象是很复杂的，最原始的（功能）就是哺乳，这是繁衍生命最基本的保证，不带任何性的因素。当然，到了《丰乳肥臀》这部小说后半部分，进入1980年代之后，对乳房的描写就是一种反讽，包括“独角兽商店”里极尽夸张和戏谑的描写，开业那天挂了那么大标语，做了那么多宣传，这是一种反讽。本来乳房是哺乳功能，但到了1980年代之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审美，变成了一种暧昧的意象，甚至它最原始、最本质的功能都被排除在外了。

　　张悦然：也就是您对乳房的意象还停留在一种……（饥饿阶段？）

　　莫言：之前我想把它当做一个神圣的东西来描写，但到1980年代之后我觉得被这个商业化、欲望横流的社会歪曲成一种性的象征了。《丰乳肥臀》这个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反讽的意味在里面，尤其到了后半部，有人说前面就是现实主义的写法，为什么到后面变得那么夸张、魔幻？

　　张悦然：其实和《蛙》还是有点像，到了《蛙》的第四章中代孕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变化，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莫言：小说《蛙》的前3部分是非常老式的，是用比较现实主义的笔调来写的，到了第四部分一下进入了当下。进入到当下时代，我觉得用那种笔法无法表现现实。当下这个时代就是充满了黑色幽默、充满了反讽现象的复杂、立体的社会。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尽管社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但人别的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这个社会，尽管自由了、开放了，但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的现象，比那个时代多得多。

　　继续写作更困难

　　张悦然：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处在某种变化当中，感觉到其实继续写作远比开始写作困难得多，您那次谈到这部小说问世之前您的考虑是“姑姑”这个人物之前很少出现，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实际上，您还谈到在结构上做了很大的调整，之前的十几万字放弃了，重新打结构，之后才允许小说面世。有很多考虑，有对自己的要求，您觉得继续写作在过去这些年里困难大吗？

　　莫言：越写困难越大，个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个人那一点点写作资源很快会穷尽。小说的形式整体来讲肯定是千变万化，没有穷尽，但每个人的智力水平还是有限度的，写得越多、积累得越多，重复的可能性就越高。记忆力随着年龄增长也在衰退，有一些东西你以为一辈子从来没用过，但也许在以前的小说里有过了，或者在他人的小说里有过了。所以写作难度肯定是越来越大，这种难度可能是针对外界的，更多是针对自我的。尽量地减少重复，是一个最大的课题。

　　张悦然：会看之前的小说吗？

　　莫言：还是会回忆一下吧，翻一下过去我写过什么东西，然后再考虑写这部小说。我觉得有几个点，首先想一下这部小说里到底想表现什么，有哪些想法，我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有没有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假如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很好的契机。

　　另外要看故事，我想故事都是一样的，差不多，（看）我要写故事的哪一个侧面。

　　最重要的还是要讲人物这个问题，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写出来的人物是不是和我过去小说系列里所有的人物都不一样——不能说完全不一样，起码要有不一样的地方。假如这个人物在我过去的小说系列里没有出现过，或者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在别人的小说里也没有出现过，我就可以确定这部小说应该是有价值的。再大的作家，最终让人记住的都是人物，有人物才能带出事件，而不是哪一个历史事实。（来源：《上海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