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 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1月16日报道11月9日上午，《财经》主编胡舒立正式向自己的老板、联办总干事王波明提交了辞呈，联办随后批准了她的辞职。继总经理吴传晖9月底携经营骨干辞职后，这家中国最富盛名的杂志的采编团队也被证实即将出走。在媒体上沸沸扬扬了一个多月的“财经变局”看起来正在划上句号。

　　理念之争

　　王波明和胡舒立站到了互不妥协的两边，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认为是合作良好的拍档。

　　《财经》的成功，被认为得益于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和拥有深厚的政府关系，不过，近半年来，它却受到了挑战。

　　2009年7月，《财经》接连4篇稿子被联办“枪毙”，所涉从新疆到石首再到通钢改制，均是一时的“敏感题材”，而这种情况在《财经》11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通钢的报道被压了两个礼拜，是我们编辑部实在忍不了自己发的。”《财经》的一位编辑告诉本刊。

　　“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前述《财经》编辑评价。胡舒立当时对编辑部同仁承诺，“给他们（联办）3个月时间，我们看一看。”

　　后来，在《无法确定的愿景》一文中，胡舒立再次提起了那句著名的话：“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而接下来，她写道，“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这是被称作“理念之争”的一个版本，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更为复杂的对于《财经》未来的设计——这被一些人称作“利益之争”。

　　利益之争

　　2009年的上半年，胡舒立曾经在一个论坛上侃侃而谈《财经》杂志与“财经网”的“报网互动”，在她看来，财经网是《财经》的未来。而更早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胡舒立与李泽楷合作，就是最终希望将财经网发展成为一个通讯社——更确切的表达是，她希望未来的《财经》成为一家类似路透和彭博的金融信息供应商。但媒体的报道说，王波明没有同意这样的想法，显而易见，胡舒立团队因此无法得到他们希望的投资。

　　《财经》杂志的体制为人诟病已久，在头几年，胡舒立作为主编甚至连编委会成员都不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而现在，《财经》杂志仅今年上半年就为财讯集团带来约5410万港元的收入，但是，“内容创始人无法分享财经媒体事业发展红利”——这是《经济观察报》前执行总编仲伟志的评价，他刚刚辞职去创办新刊，并且坚持让核心编辑团队拥有股权。

　　7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联办和《财经》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坐到谈判桌上，讨论如何重新划分《财经》的股权结构、让管理层成为股东的问题。不幸的是，谈判破裂，吴传晖随即辞职。

　　有人如此概括这硬币的另一面：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毕竟，在初创阶段的传媒人（管理层），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事实上的创业者。如果资方不给予管理层合理的股权激励，那么，失衡的传媒人则会另立门户。

　　胡舒立决定不向资本妥协，最终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