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蜗居》

　　《蜗居》女主角海萍说：“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这讲的是一个房奴，一个小三（第三者）的故事。这么普通，却打动人们的视听。《蜗居》的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１平方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管是热播剧《蜗居》还是杨浦的杀妻自杀案，反映的都是转型社会中都市白领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不能承受之重。年轻人从来都是社会中压力最大的族群，面对就业、结婚、生子等重重人生关卡如过山车般呼啸而来，面对从学校到社会、孩子到成人的质的跨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爱情和面包的不可兼得，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奔奔族”困惑而焦虑。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可是在这样一片蝇营狗苟的浮华下面，在爬得更高、涨得更快、走得更远的理论指引下，“奔奔族”如何才能选择另一种“幸福而平淡的生活”？

　　《蜗居》不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更不是“有两个好爸爸版”的都市偶像剧《奋斗》。这部从房子问题说起的电视剧，其争议性的话题迅速从“很黄很暴力”挪开，转向了房奴和都市生活的压力，转到了婚姻和情感的真谛，转到了贪官和小三的道德扭曲。甚至有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在网上发言，这样的电视剧也能获许播出，难道政府有意调控高房价了吗？他们相信文艺作品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蜗居》现象再一次验证了网络时代议题设置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能成为社会现象，《蜗居》是创作者对这个时代沉重生活的正面直视。高昂的房价如同蜗牛身上的壳，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在都市的快节奏下逐渐变异，人们到底还能承受多久？其实很多社会情绪本不该由一部电视剧来承担，文艺解决不了实际的吃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