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改编自小说……

　　本片改编自小说……

　　“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而关锦鹏手下的王琦瑶在某些有关人士眼中竟是“借尸还魂”。

　　近年来，从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的现象屡见不鲜。随着一个个模糊的纸上人物在荧屏上呼之欲出，又应此次《长恨歌》的电影版评论差强人意，本报对此“改编”现象投以关注。

　　导演之于改编  

　　——记采访杨俊蕾老师

　　《长恨歌》的改编引起了我们编辑组的关注，为此本报记者特意采访了任课“影视艺术审美”的中文系杨俊蕾老师。

　　记者：我们知道王安忆的《长恨歌》被改编成了电影，却遭来很多非议。那你觉得一个好的改编作品的成功性应该怎么定位呢？

　　杨：这个是要看导演，而且同一个导演在拍不同片子时的成功性也很偶然，举一个例子，就是改编《长恨歌》的关锦鹏，他在改编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时就比较成功，而《长恨歌》却是骂声一片。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改编过程是要看遵循原作的感觉还是根据导演的特点呢？

　　杨：那要看导演本人的才能大小，以及文本中的内容适合一种什么样的电影方式。

　　记者：也就是说文学提供了一个素材和作者想表达的感觉，然后交给导演去再构造？

　　杨：但是这个再构造的程度是不同的，像《红玫瑰与白玫瑰》，基本上是遵循原作的线索拍摄下来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空场，其中出现了黑底白字这样的剧情提示，就是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影象不能表达时，那么影象到此休息，用文字代替。

　　记者：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手段。

　　杨：对，但也是一个很守拙的方法，但是在《长恨歌》里却没有这样用，《长恨歌》对我们观众来讲就没有很好的评价，因为它没有起到原作那样一个特定时代产物的作用。

　　记者：还有个例子就是斯皮尔伯格改编拍摄的《紫色》，他为此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导演方式变成了一个很严肃的导演，您认为这种改变是有必要的吗？

　　杨：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他选择了一种方式。这个就涉及到了导演对艺术的关心，有些导演是临驾于艺术，让自己的导演意志无所不在，但是有些却是膜拜艺术，听命于艺术本身。而斯皮尔伯格在导演这个片子时就是遵循了第二种，而不是其他的乱施鬼才的形象了。

　　记者：就是不是从个人的导演意志，而是从艺术整体，改编整体的要求出发的？

　　杨：是的，这就是改编过程中导演所起到的作用。

　　记者：改编的结果往往是，那些看过原作的人挑剔的评价改编作品，像《紫色》也有些原作的崇拜者批评斯把原作过于简单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您认为在手法不同的情况下比较同一素材的文学和电影有意义吗？

　　杨：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反应性的。看过原作的读者自然对人物有个定位，看电影时很自然的带入。他们所维护的不是文学本身，更多的是自己的文学理解。

　　记者：在票房上，像国外的大片《指环王》，《哈利波特》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国内却一直没有很突出的成功，您是怎么看的？

　　杨：像你提到的作品，他们都在改编中没有丢掉文化传统的根源，就是经典当中触人深处的东西，而我们的《长恨歌》不是跨越时代的，如果在改编中不加注意就会把原来文本中的不足放大了。至于如何取得成功我想首先要去除功利性，比如说文学作品不能说就是为了拍出蒙太奇的效果写，像张艺谋曾找五个作家来写《我的帝王生活》，但是一个都没有用。一个导演的意志是不能取代作家的创作冲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