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9日,正大体育馆,有一个身影随涌动的人群一同散去。这是他第八次参加12·9歌会,他叫李荧鑫,01级法律系本科生,如今在一家公司从事法律工作。
八年来,李荧鑫从未错过每年一度的12·9,仿佛这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于64年的八分之一,这八年既短暂且漫长。短暂,是相对于历史的延续而言;漫长,是相对于一份坚持而言。
李荧鑫,一个生于“红色家庭”的80后。
他的父母曾为知青,亦参过军,退伍后回到上海,结婚生子。当其他孩子还在拍着手唱着儿歌的时候,李荧鑫充耳所闻的已是那些刻有时代印记的主旋律歌曲。
那时,父母经常带着他参加战友聚会,当这个五六岁的孩子听着那些叔叔阿姨们全情投入地唱着军旅歌曲时,满心好奇:“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稍稍长大一点后,李荧鑫的母亲开始带着他到剧院听俄罗斯访华乐团的表演。“没有专门的指导和培养,但在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音乐。”之后的很多年,俄罗斯民歌特有的旋律成为了李荧鑫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印记。
“我们是青春的法律人”
2001年,19岁的李荧鑫考入复旦大学法学院。由于在班级和院系的文娱活动中的表现而被辅导员一眼相中,他担纲了02年红五月歌会的领唱。
这次红五月歌会是李荧鑫八年未央歌的序曲。
那时,熄灯后的6号楼一度成为了男队员们排练的音乐大厅,李荧鑫在黑暗中帮着大家练习发声,众人参差不齐的音准成为了大家互相嘲笑的话题。“这是最美好的一次12·9经历,大家都很热情、很青涩、很真挚。”回忆起这段往事,李荧鑫爽朗的笑声里还藏着些许的向往。
2002年,李荧鑫加入了学校原创音乐社团,他创作过那段时间流行的校园民谣和摇滚,但总是感觉“有点茫然,没有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12·9到来了,这是一届鼓励原创的12·9歌会,李荧鑫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整个创作的过程,曲子可以算作是一挥而就。“那曲旋律就像在脑海里盘旋了很多很多年,如今我终于有机会低声哼唱,然后落笔成歌。”几经讨论易稿的歌词也在十几天内便出炉了。
它叫《法律人之歌》。在2002年12·9的决赛之夜上,作为当届比赛唯一一首由本科生创作完成的原创歌曲,它赢得了场下所有评委和观众惊艳的赞叹,并为那一年的法学院捧回了第四名。
很多年后,法律系女生的水房里、毕业的晚会上以及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它都被不断地唱响,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一场比赛,成为了01级法律系学生深入心灵的共同回忆。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2003年,李荧鑫退到了幕后,此时的他已身为法学院团学联的文艺部部长,也担当了法学院12·9歌会的组织者。
从光鲜亮丽的舞台上走下来,幕后工作显得琐碎与芜杂。缺少经费的支持加上条件的限制,抢场地成了李荧鑫每逢排练最为头痛的事情,为了排练之时能在相辉堂占得一席之地,李荧鑫几乎每次见到“堂主”都会给他塞上一包香烟。在各院系密集排练时,学生与老师“抢”场地的事件竟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大三,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和一腔热情,他开始思考,并常常和同学讨论12·9歌会的意义,其中一个共同的话题是歌会这种形式能否发挥现实作用。李荧鑫说,能够普遍追求个性是这个时代的幸运,然而能够普遍激起学生热血激情并以合适渠道宣泄的触发点并不多,也缺少在逆境中始终追随组织历练的机会,这又是时代的不幸。 12·9歌会给了这两者一个平衡的支点,这是一种良好的竞争形态,也是一种爱好的共同载体,像一个熔炉,把一群原本素不相识的青年结成一团。
“再过20年,我们还相会”
时至今日,李荧鑫还是会时常怀念03年物理系所唱的那首《梦中的卓玛》,会怀念07年数学系那首空前绝后的俄语歌曲《神圣的战争》,怀念它们的不可复制。他也会遗憾改在正大体育馆进行的比赛有泛军训化流于形式的倾向,感叹“12·9歌会这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就应该在相辉堂这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进行”。
在复旦,除了军训之外,12·9歌会也应该算是一个人大学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了,也许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中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的过程,才是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李荧鑫来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理解知青父辈们最难以忘怀在北大荒、在边疆戍守垦荒的峥嵘岁月,这样的经历也许惨痛,但让人成熟而懂得感恩。
年复一年,12·9歌会舞台上的面孔总在改变,而不变的是永恒的红色主题和参赛同学们的热情执着,也许还有看台上某个角落里一个熟悉的身影。
2009年,我们或许还会在12·9歌会上搜寻到他的踪迹,那将会是他的第9次12·9,而且还会有第10次,第11次,第12次……(文/陆云霏)
一段历史的逝去,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高唱的不是挽歌,而是信念;
一种关乎历史的缅怀,一种关于未来的宕开,起承转合之间,我们踏乐弦歌!
当一串数字成为一个符号,不可平庸,无法平庸;
为做纪念,我们引吭,为做抒怀,我们高歌!
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