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与石库门，与亭子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穿梭于上海老城区那些长长短短、或宽或窄的弄堂之间，寻找渐渐消逝的历史印迹，感受旧上海的人文风情———这是时下上海滩悄然兴起的一种时尚。

　　深邃壮观的城市背景

　　“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筑。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实是上海开埠后的“土特产”，起初外国人只许中国人在租界里工作，而不允许在租界里居住。后来发现要发挥上海大都市的潜力，仅仅靠那些为数不多的外侨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国难民要求移入的情况下，租界当局便顺水推舟，将租界向中国居民开放。为了便于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这些房子多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弄口抵达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关闭。

　　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原本是为了便于管理而统一建造的集体住宅，很快发展成为综合东西方居住特色的上海弄堂，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上海房地产业的中坚。弄堂房子不仅租界里有，华界里也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近420万的居民中，除了少数外侨和中国富人住着花园洋房，以及100多万贫民住在城市边缘的棚屋里外，绝大多数居民，包括中国和外侨的一些白领阶层都居住在各式各样的弄堂之中，总面积估计达2000余万平方米。居高俯瞰，满目所及都是一片片栉比鳞次、此起彼伏的弄堂房子的层顶。难怪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座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市民社会的一面镜子

　　建筑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居住建筑尤其如此。在旧时的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是有固定收入者，否则便无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须缴纳的房租与房捐（或称巡捕捐、绿衣捐）。既然社会是分层次的，弄堂自然也有高中低之别。不同级别的弄堂房子在质量上差别较大，而更重要的差别是地段不同。

　　弄堂的级别还反映在弄堂里的生活与文化之中。“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言，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这是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儿童》里对低级弄堂的描写。由于家家户户都是门挨着门，共同分享着屋前屋后的弄堂，如果邻里之间能够相互体谅、相互帮助倒还罢了，如果相处得不融洽，难免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生出是非，一不小心还会惹出各种各样的“弄堂风波”来。而在那些沉静而优雅的高级弄堂里，虽然是非比低级弄堂少了许多，实际上人际关系更加冷漠，除了有三五个男孩在那里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偶而有三两个人聚在一起低声谈话，也多半是某家的“娘姨”（保姆）和“大师傅”（厨师）。假如哪一扇门忽然开了在迎宾送客，或者有些不寻常的活动时，人们也只是装成漫不经心地遥望着，而不会上前围观，说长道短。人们常说上海人善于处世，门槛精，可能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拥挤的弄堂里、接受这个小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教育有关。

　　亭子间文学的发源地

　　有些大型的、拥有数百户甚至成千户人家的弄堂，俨然就是一个城中之城。里面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工厂。而上海“弄堂生意”中最具特色的，无疑是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里说，弄堂里的那些叫卖零食的声音既漂亮又具艺术性，使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此外，还有算命的、化缘的，晚上还有卖炒白果的，夜深人静时，说不定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为家中病孩召魂的长嚎声……有意思的是，当时许多为了逃避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来的进步文人，大多落脚在此类弄堂的亭子间，并因此产生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文学派别———“亭子间文学”。“亭子间文学”并非描写亭子间，而是这些住在朝北的、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文人，在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创作出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