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口号是什么时候兴起来的，没有考证过。据说最早的标语是战国时代商鞅搞的：“搬木者，定得50金，言必有信”，那是为了使百姓相信改革举措。明末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为对付依附宦官魏忠贤的阮大铖，在南京用贴标语造舆论掀起驱阮运动；近代，“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曾使“五四”青年热血沸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解放战争时期，“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要自由，反迫害”的口号，动员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合民意得民心的标语口号确有着无形的巨大力量。

　　标语作为意识形态载体，总是要被时代打上烙印。

　　近50年来，标语口号却留给人们过多的苦涩记忆。“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弄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史无前例”时期标语口号简直是“空前绝后”，比喇叭口号的音量分贝，比标语用词的狠毒，比标语贴得高低，简直是一场标语的战争。其杀伤力也是“空前绝后”。那标语给人的感觉就是恐怖。　

　　恶梦终于过去了。斗来斗去的标语终于不见了。但是变味的标语口号，却依旧疯长。商店在“顾客是上帝”的标语后面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某些机关在“为人民”的标语下，管、卡、压，干着权钱交易的勾当；假、大、空的标语口号风行而时髦。标语成为一种装璜，成为形式主义的帮闲。　

　　标语自然不该一概否定，它可以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欢乐或批评，也是政府宣传政策的工具。某商场一进门有一条醒目大标语，“生意就在服务中，做生意先学做人”，这种标语至少有一种自我激励作用，好。当然，还有那些“不准”、“严禁”、“违者罚款”之类标语，冷冰冰的面孔和居高临下的训人腔调，就令人生厌了。　

　　说不尽的标语，说不尽的尘世风景。